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量同比增加,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公司部分产品价格同比下降;2、受汇率波动影响,2024年半年度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3、2024年第二季度海运费同比增长较多,造成营业成本增加。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文丨周跃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研究员]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为我们在新征程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开放体制机制的新部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做了顶层设计。
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同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通过打通制度、规则等层面存在的各种壁垒,能够有效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更好发挥对外开放作用,以制度创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积极贡献。实践证明,制度型开放是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所在,是持续发挥以开放促改革重要作用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对外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统计数据表明,2023年我国外贸在2022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实现正增长,表现好于全球整体水平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连续7年保持全球第一;服务贸易自2014年到2023年连续10年居全球第二位;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左右,中间品进出口占比达61.1%,展现出较强韧性,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稳固。我们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必要改革,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三是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资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设立的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引领外资管理体制创新的开放平台,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范围持续扩大;目前,我国稳居全球外商投资第二大国,外商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外资企业以不足全国各类企业总量3%的数量,吸收了约占全国1/10的城镇就业,贡献了全国1/6左右的工商税收、1/3以上的货物进出口,大批产品和服务质量优良、技术创新能力强、占据价值链高端的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明显的技术、管理、知识、信息和营销理念等的外溢效应。
四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深化沿海开放,扩大向西开放、向周边国家开放,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2023年中西部地区出口占全国比重超过21%,比5年前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站在新起点,我们要坚持全方位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建设更加开放、更加便利、更加统一的大市场,建设更加合理的制度体系、营商环境,持续增强开放动力和活力,形成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五是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坚持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充分尊重各国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平等参与、沟通协商、集思广益。各方加强双边或多边沟通和磋商,共同探索、开创性设立诸多合作机制,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开展对话合作、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共商合作平台。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建设成效显著。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政策路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迈出坚实步伐,初步建立了符合自身国情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以“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为抓手,对外开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总体看,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客观存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政策路径。
第一,加快制度型开放的步伐。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不断提升我国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水平。与此同时,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相关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数字经济合作等领域与共建国家开展深度合作,打造国家和地区间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示范性制度安排。
第二,加快推动贸易强国建设。促进贸易创新发展,夯实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一方面,要优化贸易结构。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优化国际市场和国内区域布局,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另一方面,积极扩大进口。推动降低进口关税和制度性成本,激发进口潜力,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此外,要创新服务贸易,持续推进服务贸易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全方位创新,推动服务贸易总量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提升。要优化服务进出口结构、加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
第三,创新利用外资管理体制。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这种管理方式有利于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为企业创造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针对外商投资体制管理,要最大限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纠正“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倾向,赋予各类投资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
第四,深化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要放宽对外投资的各种限制,落实“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要允许企业和个人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有关部门要进一步下放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权限。推进境外投资立法工作,强化对境外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
第五,积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东部地区要依托先发优势和良好基础,巩固开放先导地位、率先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在制度型开放、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等方面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在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中部地区要加快城市群和经济圈建设,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高地。西部地区要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构筑向西开放重要支点,将开放末梢打造为开放前沿。
第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五通”建设,加强与共建国家发展战略和市场需求对接,充分考虑共建国家政府、地方和民众多方利益和关切,不断提升标志性工程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此外,要找准深化务实合作的结合点、对接点,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并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及时建立完善合作规划落实协调机制,加强沟通对接,积极开展合作规划框架下各领域双边合作,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事业。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改革离不开开放,开放也是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纳入改革布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以开放促改革。
从历史的角度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先后确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等,这些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和地区也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地,并为改革的全面推进作出了有益探索。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并由此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开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实现这一目标,深化对外开放是一个有效抓手,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开放。
【本文责编】郭芳
【文章来源】《南方》杂志2024年第14期